毋宁说，它们都构成了我在这一题域进一步思考的参照或基础。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适当增加代表人数。目前，北京市城乡规划听证适用的法律规范主要有：(1)《行政许可法》（2003年）;(2)《价格行政许可听证工作规定》（2004年）;(3)《城乡规划法》（2007年）;(4)《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09年）;(5)《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规划许可听证程序规定》(2010)《城乡规划法》涉及听证程序的运用，主要有四个条款，即第26条[13]、第46条[14]、第50条[15]、第60条[16]。
[24]正是由于在制度功能、程序设计和操作中存在上述问题，公共听证不再是公众表达民主意愿和利益诉求的畅通渠道，不再是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程序制度，而成为一种预设了结果的制度表演，成为一种满足公共决策程序合法性的制度装置。而在NakkudaAllv.Jayaratne一案中，枢密院判决认定，锡兰纺织品总监撤销该经销商许可证的行为不是司法性行为，不适用自然正义原则。公共行政听证的引入，旨在增强公众在行政过程中的话语权，改变传统行政过程的单向度和封闭性，扩展公众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表达权和参与权。这不利于公共听证的功能发挥。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20]但在实践中，环境领域的听证只在环境许可领域展开，环境影响评价的公共听证尚未展开。北京市的价格听证，主要适用以下几类法律规范：(1)《价格法》[12]（1997年）;(2)《北京市实施价格听证会制度的规定》（1998年）;(3)《北京市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2004年）;(4)《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2008年）。他们与汪晖、邓正来的相关研究一道堪称目前中国学界对现代之质询的标杆（邓正来的相关研究，请主要参见《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不再是修饰主义地堆积装点门面的英文文献，而是旁求博考地去爬梳这些文献本身的理论蕴涵。在我看来，对任何具有某种体系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或理论的把握，只要同时深入把握了问题意识、内在理路、知识增量和理论限度四端，庶几就较为全面地把握了这一理论的主要面向。孙国东，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得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的双重效果：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现代性）从由未经反思的话语（西方中心论、历史目的论的现代性叙事）所规定的那种非历史、平面化、未经质询的位置中解放出来。
[18]正是经由这种重构的思想史达致的对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他把历史与当下（即把现代性叙事的生成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联系起来。[14]参见邓正来：《回归经典 个别阅读--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总序》，载《学术界》2007年第1期。
这种性质正是当下中国问题的真正复杂性所在：其合理性来源于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情），而其非正当性或不可欲性，则主要是以（西方）某些政治哲学原则为参照而显现出来的。主义表态、立场先行的做法恰恰会忽视对中国特有的变量或变量权重变化后的学理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前者激情四射，后者温情脉脉。毋宁说，它们都构成了我在这一题域进一步思考的参照或基础。
但愚意以为，除了他对甘刘本质主义倾向的批评有可能导致理论研究的主观化和碎片化倾向以外，以中国为思想根据（或研究对象），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一个学术实践问题。显然，若欠缺对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入认识和分析，任何以（西方）思想史研究为学术底色径直言说中国问题的做法都不免会流于一种与实践不涉的理论游戏，或一种与学术无关的意识形态——前述价值论（或理念论）路径与文化论路径之间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二元对立。如果我们转向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实践，既有论者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几种将西方思想与中国问题结合起来的典型实践[16]：第一，以汪晖为代表，以西方现代性及辩护这套话语的知识体系为主要论辩对象，通过重构中国思想史达致对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31]因此，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加入，常常意味着某些中国特有的、影响理论模式解释力的变量的加入，或至少是变量权重的变化。
在罗尔斯看来，尽管这些哲学家偶尔会出小纰漏，但在相当基础的层面上，则不会有自相矛盾之虞。其一是他于2001年访问中国时的一个细节。
[德]韦伯：《韦伯著作集I 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转眼博士毕业已近三年，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实现原初的目标。
而邓正来则明确主张以中国为思想根据进行西学研究：明确反对那种所谓人有能力不带前见、进而不以中国作为思想根据的阅读西方的方式。[25]正是采用这种研究路径，他开展了对明清以降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实践历史研究范本。[30]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指向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本体论。这种兴趣与我对他理论旨趣和学术气质的由衷崇赏密不可分（具有类似学术气质的还有康德、罗尔斯等）。在其他场合，我曾将转型中国问题的性质定性为：合理（rational）但不正当（right）或善（good）的问题。中国语境的西学研究亦不例外。
简而言之，思者以经由义理阐发和体系建构而范导实践为己任——借用朱维铮的话来讲，大凡构筑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的思想家，无不具有现实的使命感，无不重视理论的实践意义，无不采取抽象的语言以表达某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追求，无不期望说服大众相信这类社会政治理想与追求符合自身的现实利益并承担为其斗争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实是一种福柯式反历史的历史研究。
罗尔斯指出：我牢记着密尔在评价阿尔弗莱德·西季威克时所说的话：‘只有在其最佳形式中对之进行评判，某种学说才能真正地得到评判。尽管各有所长，但就像我本能地心仪颜体楷书持中秉正的风采一样，我更欣赏后者温良周正的气质。
最后，请允许我录下哈贝马斯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尽管我为工作流淌了许多汗水，消蚀了许多宝贵的生命时光，但我仍感到一丝欣慰：‘啊，你已经有所发现。这种性质决定了我们极易做出主义层面即道德或政治层面的表态，但却忽视了对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入认识和分析。
[29]参见孙国东：《从邓正来问题到转型法哲学：一种社会-历史维度的阐发》，载《中国社会科学论丛》2011年春季卷（总第34卷）。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但它显然不符合平等这一道德哲学规范和政治哲学原则。[34]从历史上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世界上建制化的时间迄今不过160年左右的时间：在1850至1945期间，人们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了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
另一方面，经由另种新范式重构出的那些现代性叙事内在确立、自我质疑或自我否定的复杂历史进程，既恢复了现代性叙事作为历史事件的面目，亦同时建构了一种新视野，用以观察我们自身在当下讨论现代性问题时的局限性，进而为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性、另类现代性或非现代性的现代性提供可能的突破口。其二是邓正来所主张的基于中国问题意识的个殊化研究路径。
[3]叶适：《叶适集 赠薛子长》，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7页。由于没有涉及当下中国情势（甚至也没有过多地涉及它所回应的西方情势），本书既不是义理阐发之作，亦不是理论运用之作，而是一部近乎鹦鹉学舌般的学究化解读之作。
具体来说，我是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视角（特别是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这一视点）出发，通过重构哈贝马斯从社会理论经道德哲学到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理论建构过程，力图展现商谈合法化理论的复杂内在理路。[28]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载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金岳霖的原话为：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
中国近代经历了被支配的半殖民地命运，不能简单地与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等同起来加以理解。事实上，只要稍稍意识到晚清以降中国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特别是我在其他场合分析过的文化认同危机），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中国研究而言，既有的理论资源都有用，因为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共同影响的当下中国，所有的中西理论资源都是我们可以凭借的思想。如果他们不比我聪明，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我和同学们的时间研习他们呢？如果我在他们的论辩中发现了某个错误，我便假定他们（这些哲学家们）亦发现了它，并且必定已经在某处进行了处理。[14]与此相关，第三，两者的出发点以及对西方思想与中国或中国问题的关系理解不同。
其中，依凭每个西方论者的文本，关注其知识生产的特定时空，尤其是严格遵循其知识增量的具体的内在逻辑，乃是这种方式或者方法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我面前，有一个我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参照系，我的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只是笼统的各种观点和口号的比较，而是‘文化模式的比较，不是单纯的各种命题的价值选择，而是深入到了两大文化体系的逻辑构成。
[9]我这么说，绝不意味着这种玄奘式的学者不重要，而是从本文论旨出发的一种限定。[11]邓正来所主张的个殊化路径则是为了纠偏西学研究者常见的印象化的、大而化之的解读的倾向，而主张代之以平实的态度去实践一种阅读经典与批判经典的方式，即那种语境化的‘个殊化研究方式。
[4]倪梁康区分了学术研究的三种类型：学者、思者和贩者，并将玄奘和惠能作为学者和思者的代表。除此之外，以童世骏为代表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主要是哈贝马斯哲学思想）进行对勘，并以前者为据补充或批判后者的路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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